从上世纪80年代起，从鸡业到奶业，全国劳模、"养鸡大王"朱明春——这位闻名的农夫企业家，就一直在艰难地跋涉着——为了农夫的增收，为了农业产业化发展……
今天“一鸣食品”已成为温州数一数二的奶业公司，“一鸣”品牌也已深化人心，不过身为董事长的朱明春却布满忧患意识。
他说，我们的奶农、草农、经营店小业主都是弱势群体，我们是市农业龙头企业，当这个“龙头”，难!
是的，从上世纪80年代起，从鸡业到奶业，全国劳模朱明春——这位闻名的农夫企业家，就一直在艰难地跋涉着——为了农夫的增收，为了农业产业化发展……
渴望转正的农夫工
朱明春是瓯海梧田大堡底村人，1965年毕业于温州勤俭中学，因父亲早年经商做过生意，不是那个极左年代的“红五类”，从此便开始了艰难的人生。他先是在父亲的食品经营站上班——“亦工亦农”。经营站正式职工是工人阶级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，他们有资格去“革命“，而他则是“二等公民”只能去干活。不过这也好，从1966到1979年间，勤奋好学的他在经营站收猪、杀猪、卖肉、加工，当会计、当出纳，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工作岗位。
那是一切都浸淫于革命的年代，农夫养猪自然也要听命于革命。那时农户只准养一头母猪，他趁文革混乱在家养了两头，结果被造反派强宰了一头，还在墙壁上写了“坚决割掉某某某资本主义尾巴”的标语，名字也被倒了过来。这些冲突使他对经营站与农夫的关系(其实也是消费关系与消费力的矛盾)有了充分了解，也引发了他怎样才能发展消费的思考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搞“革命”的两派都错了，埋头抓消费的他是对的。于是这个20多岁的农夫工当了副站长。他心里慌兮兮地对站长说：我是农夫工，能领导工人阶级吗?站长安慰说会给你转正的。这使他又惊又喜，转正，这就意味着他会有城镇户口、职工粮食关系了!那时他对“工人阶级”是极其羡慕的，每月发工资发粮票，看病到单位撕一张“三联单”……
然而他这个农夫工副站长的日子并不好过。那时农户养的猪全部由国家收购，农夫没有积极性，消费队畜牧场的猪瘦得头上长角，农家的猪私自宰杀就要没收……身为副站长的他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益，另一方面他心底又极其同情农夫，于是凭着手中一点小小的权力，在梧田区长的支持下他就出台了个土政策：一头猪收购21公斤，余下的由农夫自行处置，对此农夫很是愉快。但不久在“两个凡是”原则的衡量下，他被说成是支持资本主义，市食品公司也怪罪下来，生猪收购不上来，就是因为你支持这个土政策，还说他这个副站长是“雨伞骨底戳出”!矛盾由此产生，领导啖之以利：你何必固执己见，按上面的意思办就是了，要不你这农夫工的副站长恐怕就难转正……想不到生性耿直的朱明春说，我一个月才28元，回家去河里摸螺蛳也有30元，不干了……
养鸡大王与肉鸡风波
朱明春挂冠不干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：那时每天看报的他已经认定，三中全会后党的农村政策会有变化，会给农夫养精蓄锐的机会，因此他决定自己闯一条路。
农村一是养猪二是养鸡，养猪要一年，养鸡只要120天，于是他就选择了鸡。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，富有创新精神的朱明春不久即推出了浅笼高密度饲养技术(1983年华东5省市在温召开会议推广这一技术，温州人所说的“牢监鸡”由此产生)。当时他在自家猪圈上养鸡，一天有个鸡贩见他一下子出手二百只活鸡，紧张兮兮地说，这么多鸡是哪来的?不会是偷来的吧。新技术随之被广大农夫所接受，温州地区肉鸡产量大幅度提高。朱明春也因此成为温州乃至华东地区规模化养鸡的带头人。
此间，他还在温州首次实验成功批量电箱孵化小鸡，每箱一万只蛋，一次投入十几箱。当时梧田区公所的16名干部，有15人在家养鸡，于是有人戏称区机关是“区鸡关”。
然而危机也随之而来。原先农户的鸡全部由国家食品公司收购，想自己卖也不许。而当农村政策放宽使市场上的鸡越来越多的时分，食品公司在经营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干脆就不收购了，农夫的鸡卖不动了，农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。于是一场讨论在当时的《浙南大众》(即《温州日报》)张开。讨论旷日持久，而朱明春却要为自己、也为广大农户解决肉鸡销路问题。朱明春推出几招再次显示了他的创新开拓精神：一是将整鸡分割成鸡块卖;二是加工成烤鸡，现烤现卖;三是在菜市场设摊位给个体户，由此温州菜市场出现了卖活鸡的摊位，一些人从此经营烤箱(这几招当时在全国也是首创)。
随后，朱明春逐渐成为温州最为知名的农夫企业家和新闻人物之一，《人民日报》称他为“全国养鸡大王”，1989年他被评为全国劳模，在北京受到邓小平等中心领导接见并合影。
在改革开放、社会转型期的创业注定要经历磨难。后来粮食政策改变造成饲料提价紧缺，使他一度又处于危机之中，在省市领导关怀支持下，他总算又过了这一关。述及这些往事，朱明春特别感慨地说，这全都靠了董朝才、刘锡荣等市领导的支持理解。
